藤编是一种以棕榈藤类植物茎杆的表皮和芯为原料,编制而成的实用品和工艺品。
南海藤编最早记载见北宋欧阳修等人编修的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广州、南海郡、中都督府。土贡:银、藤簟、竹席、荔枝……”。 “藤簟”即用藤皮编织的席子,是藤制品的一种,冬暖夏凉,透气舒适。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,南海藤制品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,藤席不但是人们的生活用品,而且是朝庭指定的贡品。当时,我国的藤编织工艺以南海为精良。据清代道光十五年(1835年)编修的《南海县志》记载:“藤生南海滨,引蔓青且长……岭南藤类至多,货于天下,其织作藤器者十家而二……泌冲堡、白沙、陈溪、涌口三乡织作枕席尤佳。”
明代,藤和葵的编织工艺形成行业。据《南海藤业志》记载,明朝末年,南海的沙贝村村民陈丽堂用本地土藤和葵叶从事编织行业,并开始使用海南岛的白藤为原料。
鸦片战争后,海禁初开,广州对外通商,大批洋货涌进广州,广州作为通商口岸,中荷通商,荷兰人把印尼藤编成箩筐盛载货物,或用藤条包扎货物带到广州,货物拆卸后,包装货物的藤料被遗弃在路旁,当时在广州十三行打工的“八乡”人周月庭(人称石岩慈菇)所发现,他便将藤料捡来编成谷箩、船帆的农渔具及作牛鼻栓、船桨环等,村民们也跟随他的做法,不久,全村男女老少、家家户户都学会了织藤,“洋藤”也随之普遍使用。
又据已故老人传闻,中荷通商后,冲口村的邓谦记就大批买入这种箩筐,拆开用于编织小藤箩、藤盆。随后,编织藤制品逐渐遍及南海黄歧的沙贝(现属于广州)、凤岗、白沙、冲口、陈溪、永澄、泌冲、钟村八个自然村。到了清代晚期,黄岐的泌冲堡,白沙、陈溪、涌口三乡编织枕席远近闻名,以做工精致而深受人们的喜爱,名声渐高,久而久之,黄岐八乡被誉为“藤乡”。
南海藤编的历史是一部曲折的历史,潮起潮落,建国之前,是南海藤编低潮时期,解放后,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,南海藤编上千家藤厂开门做生意,藤产品随处可见,南海成为了我国生产和出口藤制品的重要基地。当时作为南海藤业的龙头企业,南海藤厂和东风藤厂也创造出工艺精美的藤制品,众多产品畅销港澳,远销东南亚、日本、美国等世界各地。当时藤厂的“藤苑”更是代表顶盛时期。其后随着塑料产品及其它新颖产品的出现,藤制品逐渐不再受人青睐,黄岐藤业开始逐步萎缩。2006年南海藤厂清盘,藤编又陷入了低潮期。
如今,在南海黄岐“八乡”还有不少藤厂,其产品主要出口。
南海藤编主要集中在素有“藤乡”之称的大沥镇黄岐八乡,同时辐射到里水、平洲、盐步等地。
南海藤编品种丰富,约有8000多个花色品种,主要有藤皮、藤芯、藤席、藤笪、藤织件和藤家具6大类。藤编具有质轻色淡、雅致清丽、轻便美观、坚固耐用、以及天然环保的特点。南海藤编同时造型丰富,形式多样,工艺精致的特色。由于南海处于珠三角腹地,毗邻香港、澳门,受东来亚等泊来文化影响较大,同时,交通便利,出口贸易的机会增多,所以南海藤编具有东南亚文化且产品出口创汇。 南海藤编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,其产品深受国内外欢迎,大部分远销台湾、香港、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日本、美国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;曾是我国藤业的主要代表,中国唯一的国际竹藤组织成员;受联合国邀请赴斯里兰卡协助发展藤编生产。香港藤业商会称南海藤厂为“行业翘首”。南海藤编制品具有较高的价值,多项藤制品走向国际市场,叶剑英使用的躺椅、王光美女士使用的兰花椅、88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的60多坐椅,皆来自南海藤编的藤家具,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多家媒体对南海藤编作了专题报道和记录片。藤编制品曾是黄岐甚至是南海出口创汇的主要支柱产业,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、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起了作大重用,南海藤编工艺制品,也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,沟通海内外华人,传承中华传统技艺的民间文化发展的桥梁,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、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。